山河醉我：湄潭文庙之前品铁匠
原创李寻
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李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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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各地专科以上的学校有108所，其中91所分布在京、津、沪、宁、江、浙、皖、赣等沿海和东部地区。在战争炮火的威胁之下，为保存中国教育的血脉和实力，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东部高校全部西迁，此举为中国高等教育保存了火种，也支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在高校西迁背景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迁往云南昆明后组成西南联大；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高校迁往西安，后迁往陕西汉中，组成西北联合大学；还有一些高校——包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等，则是独立西迁的。其中浙江大学经过四次迁徙，最后在贵州遵义湄潭安定下来，其西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从1940年起在湄潭开展教学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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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湄潭后，浙江大学的校总部设在湄潭文庙。湄潭县文庙院内设有浙江大学西迁纪念馆，有文物陈列，为到访游客讲述着这一段峥嵘岁月的故事。文庙门前的广场上建立了多座纪念碑，其中数座纪念碑上镌刻着当时在这里教学和学习的师生姓名。
浙江大学在湄潭办学期间培养了大批学生，而且坚持进行科研工作——在数学、物理、生物等方面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涌现了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被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同时，浙江大学对湄潭县当地的酿酒和茶叶等传统产业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提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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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8日，我有幸再次来到湄潭，怀着崇敬的心情，携带着铁匠，在湄潭文庙的浙江大学西迁纪念碑前和我的同事朱剑痛饮一大杯（约二两）。置身这里，我想到了很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不惜千里迁徙，如同军队一样转战到后方，坚持开展教学科研活动。这项工作不仅为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战后经济重建和发展储备了宝贵资源和力量。从后来发展情况看，高校西迁决策是具有长久积极效应的，使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抗日战争中的中国高等学校师生，和战场上杀敌的军队一样，他们的功绩是永远值得铭记的。
湄潭文庙前的石碑，颜色深暗如铁，有的竟渗漏出铁锈的颜色。铁匠这款酒的命名寓意丰富，它既有要以工匠精神打造好酒的意思，也有以铁一般的意志激励人们奋斗的用意，其酒体醇厚幽雅，又有内在的风骨。我携带这款酒走遍祖国的大地，遇到过多处不得不喝这款酒的地方，最适合喝这款酒的地方是在湄潭的文庙面前——在这里，不仅能喝出书香文脉，也可以喝出英雄豪宕之气。
李寻老师和同事朱剑在湄潭文庙前品铁匠
湄潭文庙——浙江大学校部大门
1934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门
浙江大学湄潭旧址（李寻/摄）。浙江大学湄潭旧址位于湄潭县中部，原为湄潭文庙。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被迫西迁，700多名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先后在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青岩等地辗转迁徙，最后于1940年抵达黔北遵义、湄潭，历时两年半，横穿6个省，行程5000多公里，号称“文军西征”。在国难当头、物质极其匮乏的环境中，浙大教授仍潜心研究，取得许多科研成果；浙大学生仍坚持学习、探索，进行抗战宣传，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钦佩
湄潭文庙（李寻/摄）
湄潭文庙正殿（李寻/摄）
